以岳飞事迹为题材的戏剧为何在明朝大受欢迎

戏曲艺术自先秦萌芽，经历了歌舞、角抵、参军戏等众多形式的变迁，至宋朝己颇具框架。岳飞作为南宋抗金名将，其事迹以各种形式流传坊间，尤其在岳飞因“莫须有”罪名遭杀害的不久后，便有梨园子弟们搬演“戏曲”，讽刺杀害岳飞的元凶。

以岳飞事迹为题材的剧本在不久后出现于剧坛，即南戏《东窗事犯》。《东窗事犯》全称《秦太师东窗事犯》或《秦桧东窗事犯》，出于南宋末年的一位杭州人手笔。剧本从岳飞大破金兵、金兀术勾结秦桧将其害死写起，到秦桧受冥诛、岳飞冤案得昭雪为止。歌颂了岳飞的精忠报国，抨击了秦桧的奸险卖国，但是剧本的迷信和宿命论成份较多。

从岳飞含冤而死到南宋灭亡的一百多年间，以岳飞事迹为题材的戏曲仅见此一种。究其原因，大抵因岳飞一案几经反复，此间与岳飞相关的资料尽被毁去，其英武事迹与赫赫战功均不见于官方史册。嘉泰四年，岳飞之孙岳坷收集了有关岳飞的诗词文、旧事记载、奏疏等，并将之“悉上送官”，宋宁宗见到这些资料，才追封岳飞为鄂王，官方这才全面肯定了岳飞的功绩。

南宋官方态度摇摆不定，民间文言小说、讲史说唱却己有一定流传。岳飞戏在此时只是初现苗头，一定程度上是受限于时间短促，致使戏曲艺术这一形式尚未繁兴。

入元以后，戏曲发展进入黄金时代，诞生了一批戏剧巨擎，为今留下无数戏曲瑰宝，然而岳飞戏的发展在元代却稍显滞涩。戏曲艺术高度繁荣的元代，留下的岳飞戏仅三种，即孔文卿《东窗事犯》、全仁杰《秦太师东窗事犯》、无名氏《宋大将岳飞精忠》。

现今看来，元朝官方对岳飞的评价是极高的。元代官修史书《宋史·岳飞传》将岳飞列入群臣军事将领类，位列第二，仅次于韩世忠。

元朝人为地把国人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官方可以首肯岳飞高义，却未必容许梨园子弟们搬演岳飞戏来“煽动”人民，特别是汉人、南人的反抗情绪。岳飞题材因此步入了灰色地带。王实甫、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这些戏曲名家都无任何与岳飞相关的作品流传。

明代的岳飞戏进入了飞速发展，全面兴盛的时期。明初，统治者对戏曲这个最富于通俗的艺术更是倍加防范。《大明律·禁止搬做杂剧律令条》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节烈、先圣先贤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扮者与同罪。”文人与剧作家自然小心翼翼。因此，在明朝的前期，以岳飞事迹为题材的剧作寥寥无几，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也属平庸之列。

然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到了明中期，由于“翁父”王振弄权，和宋“靖康之变”一样，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之变”中被瓦刺军也先俘虏；此后，抗敌名将于谦、熊廷弼、袁崇焕等功绩斐然，却相继被杀，命运极似岳飞；接着严嵩、魏忠贤相继玩弄皇帝于股掌之上，恰似蔡京、童贯、高休等辈再生；再其后，李自成、张献忠揭竿中原，清兵数十万铁骑南叩长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空前加剧，国弱寇强君暗臣奸的严酷现实，使岳飞的事迹一下子成了统治者号召人民，文人们发泄愤慈的最好题材。

明万历四十三年，明神宗朱诩钧诏书曰：“咨尔宋忠臣岳飞，精忠贯日，大孝昭天，愤泄靖康之耻，誓清朔漠之师，原职宋忠文武穆岳鄂王，兹特封尔为三界靖魔大帝保劫昌运岳武王”。岳飞被册封为“三界靖魔大帝”，正式将岳飞推上了神坛。人们利用各种形式宣传和歌颂岳飞，保存至今的杭州岳飞庙、汤阴岳飞庙和朱仙镇岳飞庙均建于这一时期。

在此大环境下，文人们开始思索岳飞冤案背后的意义，追寻抗金失败的深层原因，明大学士杨一清有诗言:“奸臣佑贼心先死，弱主忘家国遂分。”可见岳飞对文人启发之大，发端之深。

明早期的岳飞戏作品主题带有一种强烈的忠君乃至愚忠的思想倾向，到了风雨飘摇的明代后期，岳飞戏曲不仅数量多，在思想上也有新的开掘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这些剧作都有很强的现实性，明朝戏剧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岳飞戏曲，几乎达到了使后世难以为继的程度。就统计，这一时期改编和创作的岳飞戏曲共计有十六种，包括《岳飞三箭吓金营》《岳飞大破太行山》《岳武穆精忠传》《岳飞破虏东窗记》《施全祭主行刺》《精忠记》《阴抉记》《金牌记》《精忠旗》《后精忠》《救精忠》《关岳交代》《赐玉环》《醉菩提》《龙虎啸》《岳夫人收尸》，此外，还有传奇《双烈记》《麒麟J ))《香囊记》等略微提及岳飞的作品，其中冯梦龙《精忠旗》更是代表了明代岳飞戏的最高成就，位居“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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