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奥尼尔戏剧汉译本在中国的接受

尤金·奥尼尔(Eugene Gladstone O’Neill，1888—1953)是美国著名剧作家，他四次获普利策奖，并最终问鼎作家的最高荣誉——诺贝尔文学奖，被称为“美国戏剧之父”，享有崇高的世界声誉。奥尼尔的戏剧作品自20世纪30年代起被译介到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的第一个译介高潮期，80年代以后的译介复苏期。两个时期数量众多的译本对中国的文学和戏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末，奥尼尔的名字在阔别三十年之后重新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这个时期奥尼尔的经典剧作如《天边外》《琼斯皇》等有了重译本，其创作后期的几部剧作如《送冰的人来了》《诗人的气质》等也被译介到了中国。这个时期的译本几乎都以剧集的形式出版，不仅成规模而且译文质量较高，在读者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根据译本进行的演出也在20世纪80年代末掀起了热潮，以奥尼尔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的高质量学术论文不断涌现，根据奥尼尔译本进行的改编剧不断创新。这一切充分证明了中国读者、观众对奥尼尔戏剧及其汉译本的接受是积极、主动的。奥尼尔对中国戏剧界、文学界和思想界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可以预见，在21世纪，奥尼尔及其作品的研究仍会是文学、戏剧、翻译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一、奥尼尔戏剧译本的受众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逐渐深入，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大规模地被译介到中国。外国文学不仅数量众多，内容和创作形式也是丰富多彩，但每个时期译介到中国的数量却有限，产生重大影响的更是为数不多。根据勒菲弗尔的观点，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因素影响着翻译作品的选择、生成和传播。文学翻译作品的选择、接受以及作品的性质、意义和价值在译入语文化中发生的变化，都与译入语国家本土的文化和文学需求，以及这个国家对外国文学的想象有着深层次的关系。刘海平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对另一民族的文化的接受、借鉴，无不出自自身价值的实际需要从而选择与承受影响；甚至他对文化输出者的关照态度、视角，也随自身需要、特点而调整、变化[1]”。以一个国家的“本土需求”为准则来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以满足这个国家政治、文化、文学等方面的需要，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接受就是主动的。翻译文学在一个国家的接受还存在被动的情况，文学翻译的过程实则是两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各文化间力量的不平衡同样会影响到翻译材料的选取、翻译策略的采用和翻译作品的接受。比如晚清时期，有学者认为这个阶段的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输入“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附从地位升为主导地位”，“以传播西学主体而言，第一阶段，基本上是西人的事；第二阶段，西人为主，少量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其事；第三阶段，西译中述，中西传播机构共存并进;第四阶段，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主体[2]”。这也形成了这个时期中国本土文化对西方翻译作品从被动到主动的接受过程，在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中国之后，西方来华的传教士是西方意识形态和宗教文化的宣扬者，是西方强势文化殖民策略的一部分。传教士将西方作品翻译到中国，就是将强势文化的思想、文化强行输入，中国对这些翻译作品的接受也是被动的。而当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变革意识，并认识到文学在启蒙与革新中的启发意义，他们就开始主动翻译西方的政治小说，并逐渐开始翻译其他文学作品，这种情况下，中国对这些文学作品的接受就变为了主动。总之，本土需要和文化间的竞争及相互影响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对翻译作品的接受是主动还是被动。

一般来说，无论译入国对翻译作品的接受态度是主动还是被动，只要翻译作品客观上满足了译入国“本土需求”便能得到较好的接受。比如明末清初开始来华的传教士，他们参与翻译的科技、政治、哲学、文学著作对我国自然科学及思想文化领域影响巨大，客观上满足了当时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些“本土需求”，因而如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与熊三拔合译的《泰西水法》，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本土需求”不仅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比如社会变革、革新传统文化等，还包括文学的需要，比如文学的变革、丰富与发展。翻译文学作品如果契合了译入国的本土需求，对社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符合一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潮流，就能在译入国得到很好的接受，甚至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如20世纪50年代初译入中国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因为符合当时中国提倡的主流价值观，并满足了新中国提倡积极向上精神的需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影响了几代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相反，输入的外国文学如果与译入国的现实需求相距甚远，甚至背道而驰，就无法在这个国家得到良好的传播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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